中南财经EMBA讨论理论自信

 

    正在湖北社科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活动，气氛热烈，激荡人心。

 

    置身中国日新月异的改革现实，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发展难题，理论创新、理论自信从哪里来？实践观的讨论犹如一面镜子，湖北社科界通过自我审视，看到了理论创新的根基所在，也看到了树立理论自信的方向和路径。

 

    哲学家的心声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要把中国道路走好，就得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各项工作中把它落到实处。”3月26日，湖北日报收到了哲学家、教授陶德麟写来的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见4版）。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陶德麟，近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现状。2010年4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文，尖锐地指出理论研究文风上的突出问题：现在有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可以说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不仅我看得非常吃力，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因为看不懂对方的文章而叫苦不迭，要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次写给湖北日报、不到2000字的文章中，陶德麟以中国梦为出发点，再次清晰而响亮地提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问题：“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变革的实践’，而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

 

    一石激起千层浪。3月27日，陶德麟的文章在湖北日报发表，拨动了湖北社科界一批学者的心弦。3月28日，首批荆楚社科名家、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湖北省社科院原院长夏振坤，当即撰文参与讨论，明确提出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理论的呼唤：“正确把握、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是科学理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我们理论上的更新没有跟上这样伟大的发展实践。”3月30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欧阳康从外地参加学术活动回武汉，连夜赶写实践观讨论文章，亮明观点。“当前，应当倡导对于实践观的再认识，以实现科学理论和合理实践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纠正不科学的发展理论和不科学的发展实践。”

 

    公众热议与社科界反思

 

    日历一天天翻过，湖北日报、湖北之声、湖北卫视、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荆楚网等众多大众传媒，先后开辟专栏、专题，为社会公众参与实践观讨论提供阵地。

 

    不到半个月，在荆楚网的东湖社区论坛上，关于实践观的讨论，点击就达到了13000多次，跟帖200多篇。许多人直言不讳：“当下看理论文章，一些人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脱离理性，没有起码的中国理论自信。”“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玄而又玄，不知所云。可悲的是，他们大多还沾沾自喜、浑然不觉。”“脱离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理论，不要也罢。”

 

    不少读者给湖北日报编辑部打来电话，称实践观讨论是一场“及时雨”，“理论学风不正，贻害社会。现在不少党员干部讲形式、热衷于花架子，脱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象令人担忧。”

 

    4月9日，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实践观讨论会。湖北省哲学学会、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法学会、经济学会、高等教育学会等重要社科学术团体的负责人纷纷出席，畅所欲言。湖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副校长杨鲜兰认为：“这是关系到理论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理论如果在书斋中自说自话，就只有死路一条。理论不能回答现实问题，就不能说服人。理论不能服人，何谈理论自信呢？”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梅荣政谈道：“中国实践为中国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社科工作者践行实践观的责任和使命。”

 

    到底应该怎样践行实践观？4月11日，湖北省社科工作者邀请在基层多年从事理论宣讲的谷城县委原党校副校长曹庆国、武汉市硚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双墩，交流讨论心得。曹庆国、吴双墩感同身受，实话实说：“走进实践，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学风传播马克思主义，越具体越现实就越有说服力。脱离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空洞无物、玄而又玄的话语系统写理论文章、进行理论宣传，老百姓看不懂听不明白，转过身子就会走开。”

 

    坚守者最有说服力

 

    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领域，湖北拥有学术成就丰厚的“双子星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农村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学者，徐勇在上世纪80年代把学术视野投向了农村现实。“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我们在经济上实现了包产到户，政治上怎么办？乡镇以下如何组织？那个时候，全国有9亿农民需要村民自治，但只有不到9个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的政治学，主要视线还集中在对上层政治的研究上，农村基层政治研究甚至被视为“理论怪胎”。徐勇不为所动，数年坚持在国内多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2006年11月，他应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当年，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了“中国百村观察”调研观察平台，现已延伸至城市“百居观察”和“海外百村观察”。今年4月11日，他在学院办公室与慕名前来交流实践观讨论心得的学界同仁共勉：“一举手一投足，不可能建立学术丰碑。没有一流的实践，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成果。”

 

    “阅读农村，阅读中国”，是贺雪峰对实践的描述。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纯粹而扎实的驻村调研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了许多重要咨询。“有了大段时间的驻村调查，才有对中国农村状况和农民生活的熟悉，就可以对各种涉农问题有比较深透的把握，就可以排除那些肤浅流行认识及西方社会科学偏见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就不会在农村发展理论研究上人云亦云。扎根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根基，也是社科工作者自身成长的必要条件。”在4月11日的讨论中，贺雪峰关于进一步坚守实践观的谈话，让与会的1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更加坚定了向实践学习的信念。

 

    在实践观讨论中，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被学界一次次提起。1988年，他在广东开会期间去广东省图书馆查资料，一位副馆长告知馆藏有一本张之洞行书小册子。为请书法家翻译，他毫不犹豫拿出一笔钱。书稿翻译出来却让所有人意外——根本不是张之洞亲笔。当年颇为不菲的一笔钱打了水漂，他却非常坦然，“至少我做了验证，图书馆下次也不会介绍错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几位学者感慨地说：“赵德馨、徐勇、贺雪峰等教授立足实践的学术坚守，堪称实践观讨论的一份份生动教材。”

 

    打开了思想的闸门

 

    “现在的不少学者，为什么对实践有隔膜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邹进泰，与曾在黄冈市挂职副市长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参加省社科联实践观讨论会后，意犹未尽。4月12日，他们就此话题进行电话讨论。邹进泰谈到：“这与较长时间以来一些人脱离中国国情，不加分析照搬西方学术方法有关。现在，一些经济学论文八股得很，先是理论概括，然后是一个数学模型，装些数据，装腔作势，就完成了。我们做论文，要剖析中国生动活泼的改革发展实践。”刘大洪深有同感：“学界有人空谈中国与国际接轨。众所周知，铁路与铁路才能接轨，铁路与公路如何接轨？一些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严重脱离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继续下去将成为社科界的一大公害。”

 

    “理论脱离实际，缺失权威性和影响力，也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科研组织方式偏离实践有关。”4月12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张中华在主持讨论会时，捅开了“窗户纸”。“我们现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方式过于量化、机械化，评价学者的学术贡献，主要看发表成果多少，主持课题多少，发表刊物的级别怎样，而不是看作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科研组织方式也多采用招投标式，申报课题很多时候不是从实践中来，不是由学者自身观察所得和自身研究的领域而来，造成‘问题导向’异化为‘课题导向’，产生了很多‘课题专业户’，而非真正有学术成就的学者。将科研真正引向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是增强中国理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命题。”会后，许多学者给他发短信，表示认同。

 

    有社科工作者在讨论中提出：“如何看待实践观讨论的意义？”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余立国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社科工作管理的实践，谈了体会：“无论社会发展到怎样的阶段，社科界时刻都应当思索，理论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实践观讨论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路径。”

 

    4月13日，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社科界自我发起这场讨论，充分体现了湖北社科工作者的觉醒与担当。注重实践、坚持实践的彻底性，是社科理论工作者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他还饶有兴致地讲了王亚南、张培刚这两位湖北籍经济学大师注重实践的故事，强调必须弘扬注重学术实践的理论传统。

 

    王、张两位大师均学贯中西。王亚南最早在大学开设“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概念。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农业工业化》的博士论文，被视为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而形成这篇论文的基础是在国内进行了6年时间调研的学术实践，其中将粮食运输成本与交易费用分开，并将交易费用与组织、与规则联系起来的论断，比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方学者要早提出很多年。

 

    目前，生发于荆楚大地的这场讨论正在深化、激荡，并在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