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哥伦比亚地球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G20峰会亚洲议题咨询组闭门会议，我院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出席大会并作了建设性报告。据悉，该会由国际著名经济学家Sachs和Kawai主持召开。会议对2011年G20峰会应讨论的主要问题、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货币汇率政策和峰会的亚洲议程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潘英丽教授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以及会议比较关心的中国对外经济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等问题作了报告。潘教授首先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缺陷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对美元过度依赖却又无法约束它。美元本位制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出现冲突时，FED将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美国将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美元的发行挂起钩来，这必然导致货币体系不确定。因此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是减少或尽可能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二是加强对美元的约束。根据这两个思路，国际社会的改革方案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麦金农等提出的改进美元本位制的方案。潘教授认为，这种方案尊重美元地位无可替代的现实，但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约束美元并无可行的措施。事实上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救助美元，避免美元的硬着落或美元崩溃。
二、以SDR为核心的多元超主权货币走向单一世界货币。蒙代尔、周小川和斯蒂格利茨的联合国方案都是这一类思路。目前主流的建议也都是更多发挥SDR的作用，以减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这一方案就其最终目标单一世界货币而言存在两个核心的问题：1)与世界中央银行相配套的世界财政部在哪里?国际公共产品如何供给的问题未加探讨。目前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而无统一的财政体系已成为欧元的脆弱性根源，成为欧元能走多远的重要决定因素;2)美元如何退出?世界经济中流通的美元是让美国用商品买回去消毁?美国提供国际安全这种公共产品，某种意义上其征收铸币税有其事实上的合法性。单一世界货币方案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不现实的。
潘教授介绍说，就当前如何扩大SDR作用，联合国方案和国际经济学家的建议有三项主要内容：给发展中国家分配更多SDR以满足其国际清偿需要;建立替换帐户,即各国央行如需出售美元国债，可以通过替换帐户向IMF交换SDR，而无须在市场上出售。替换帐户的问题在于将美元贬值的风险转嫁给了IMF的全体成员国。只有在IMF与美国签定美元贬值损失的50%由美国政府承担的合约，这一方案才是有意义的，可约束美国，并维持美元稳定;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联合国方案主张惩罚盈余国，以促进消费需求从赤字国向盈余国转移，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针对这三项内容，潘教授给出了两点评价：这一方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具有内在不对称性：只惩罚盈余方，不惩罚赤字方;只对付通货紧缩，不对付通货膨胀。方案借鉴了凯恩斯1940s方案，但是目前全球资源环境已与70年前不同。相对快速扩张的产能，一边是消费不足，一边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面临双重挑战。因此如何抗通货膨胀在设计机制时显然也需要加以考虑。
给发展中国家更多SDR以消除其积攒外汇储备的动机，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亚洲国家为何要积攒外汇储备?是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元对日元急剧升值，从1995年8月到79日元值到1998年8月的147日元，东南亚国家大都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导致贸易赤字大规模增加。美元贬值时期的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进入和美元升值阶段的资本撤离。因此需要从消除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因素着手改革，即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协调和合作机制，避免国际汇率的过度波动;同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
为解决治标不治本的难题，潘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建议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征短期资本交易税0.5-1%。税收可用来建立三个基金：维稳基金，可由IMF用于国际金融救助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维和基金，由联合国用于提供国际安全;发展基金，由联合国用于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类共同的挑战。对方称亚洲怕得罪美国可能不会支持。我认为以托宾税的方式约束短期资本流动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短期的不利，但从长期来看对美国是完全有利的，通过这种税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大幅度减轻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以此引导国际资本以增进全球福利的方式流动和投资，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完全支持这一方案。
三、还有一个改革方案是形成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和SDR在内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潘教授指出，这种改革方案的优点是存在竞争机制，缺点是竞争带来不稳定性。方案的两个核心问题分别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1980s的日元比较相似，都是出于升值预期的需求。这种需求具有不稳定性和可逆性。个人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太乐观;能否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需要对具有全球影响或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政策进行评估，建立相关指标进行监控，同时实行国际汇率宽目标区管理制度。
综合以上几种改革方案及其利弊, 潘教授认为，当前可以长期与短期目标结合，共同推进以下举措:1)约束和稳定美元，避免美元硬着落;在国际舆论上给美国施压，占领道德制高点;设立过剩美元监控指标及国际货币协调机制，以避免国际汇率过大波动;2)扩大SDR的作用;3)通过全球范围的托宾税和国家层面的适度外汇管制管理短期资本流动。
中国对外经济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成为国际上极为关注的问题。为此潘教授谈了几点看法，其中之一是中国经济对外不平衡有其微观、结构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问题。
1、微观原因
从出口企业激励机制来看，出口企业的单位产品利润= E P*-C，。中国出口制造业的企业成本是低于其社会成本的。成本涉及的劳动、工业用地、矿产资源等成本存在扭曲因素，内部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则大部分外部化或社会化。因此通过理顺价格不仅有助于减少扭曲，而且可以达到人民币升值同样的调节作用。中国政府是这样做的，只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后，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被暂停或搁置。
2、从地方政府行为看不平衡的结构和体制原因
中国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从其发展的差异性和经济主权上可看作30多个国家，各自对外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引资及其带来的重复建设以及出口的多头对外很大程度提高了国家整体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内部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内部交易成本可能比对外交易成本还高。比如家用电器产业企业数目从2万多家减少至200家;整车制造企业从600多家减少到近年来的近百家。这是严重的重复建设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长期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就在短期内完成。如果将中国经济看作是数十个或更多小国家的合众国，贸易依存度高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地方政府大规模以优惠政策对外招商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前提下，来料加工业成为主要形态。它们对贸易顺差几乎作出全部贡献。包括来料加工的出口依存度曾高达40%，但一般贸易的出口依存度不超过15%。2001-2006年一般贸易都是逆差。加工企业从其他亚洲国家转到中国，把顺差也转到中国来了。虽然随着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和工资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已有很大提升，但加工业并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是转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此由加工贸易引起的顺差也不可能有很快的下降。
3、汇率政策上政府存在不作为的问题
中国1980-1995年的汇率政策有很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与其他国家维持中心汇率不变逐步放大汇率波动幅度的做法不同，中国政府让中心汇率变动同时控制爬行幅度，不提任何时间表，使汇率政策在作出重大结构变动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国际投机的冲击。这一时期的成功经验是完全值得总结和借鉴的。
潘教授认为，在存在单一升值预期，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套汇投机盛行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在到达相对合理的水平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不可能放开波动幅度实现浮动汇率。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参照一揽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政府可以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不规则地调节中心汇率，使其趋近合理水平。从抑制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压力看，中心汇率可以上调。但是由于政府决策行为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汇率的调节存在不作为的问题。
据了解，潘英丽教授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和赞赏。其中关于全球范围开征短期资本交易税用于建立维稳基金、维和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倡议更是受到积极响应和强烈支持。另据了解，潘教授今年五月份同加拿大法裔教授Tiberghien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时就提出了该项建议，得到高度认同，Tiberghien教授就此正在给法国政府做相关的内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