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情怀，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关心同样的问题，有了同样感情的归属。”4月17日晚，电影导演贾樟柯来我校安泰经管学院发表演讲“聆听沉默工人的记忆”，围绕成都420工厂的工人生活和他的影片《二十四城记》、新书《中国工人访谈录》，与师生展开交流。
本次活动由安泰经管学院、蓝狮子读书会、《东方早报》共同主办，安泰经管学院EMBA项目主任过聚荣博士主持。贾樟柯导演与我校有着深厚的感情，2006年12月7日，他曾携影片《三峡好人》到菁菁堂参加首映式，并与师生进行对话，取得了良好效果。“聆听沉默工人的记忆”演讲及问答结束后，贾樟柯还举行了《贾想》和《中国工人访谈录》两书的签售活动。
一条新闻引出一部电影和一本书
贾樟柯从一条新闻里知道了420工厂的故事。1958年，按照“三线建设”的部署，沈阳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奉命内迁西南，到成都组建代码为420的保密军工厂。2008年，曾经拥有3万名职工、10万家属的420工厂土地被转让给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座承载着三代工人50年历史记忆的工厂将被拆迁，建起名为“二十四城”的商业楼盘。贾樟柯敏感地察觉到，这条新闻背后呈现出来的是剧烈的社会的变动，从一个保密的军工厂到一个商业楼盘，中间凝聚了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快速变化。他决定用访谈的方法深入了解420工厂。
在成都一家报纸的帮助下，贾樟柯征集到一批工人师傅作为谈话对象。访谈一般选择在工人家里进行，因为家居环境可以折射出生活状况，所讲的会涉及到历史，形成很好的呼应。有些工人出于各种考虑不希望去家里，贾樟柯就在工厂选一个公共的空间，比如“工人师傅讲述的时候有无数次的不平静，很多人会留下眼泪。我的这样一种闯入、冒犯最终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本书。电影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我剪辑的时候没有把个案剪进去，因为电影是影像集体的观看，我希望电影能够呈现一些共同的、普遍的经验。观众能够通过看电影把自己的感受、情感、经历投射在作品里。电影完成之后，我把那些个案色彩非常强的素材整理出来，就成了《中国工人访谈录》。”
拍电影首先来自情感上的触动
有观众向贾樟柯提问：从《三峡好人》到《二十四城记》，你对特定场景、人群的关注是不是出于职业上的选择？贾樟柯回答：“它不是职业的选择，而是感情上的选择。每一次吸引我、让我想拍电影的都首先是情感上的触动。在拍摄访谈的过程里，逐渐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活，逐渐理解这个题材，最后形成了一些抽象的东西，但一开始给我原动力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情感上的一种感染。当我进入到厂区，看远处城市日新月异，而这一批人就牺牲掉了，有很大的忧伤感。这些东西直接促成了电影《二十四城记》。”
贾樟柯认为，并不是导演随口说说就能确定该拍这个、不该拍那个，而是某个事件开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才适合去拍。他会选择现实里真实存在的事件或建筑或事情。“比如，北京有一个世界公园，本身折射出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心态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表面是很国际化、开放的空间，实际上很封闭，到了夜晚，那些女孩子都在演同一个舞蹈，生命出现了一种停滞，那么年轻的生命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呢？到了《三峡好人》，真的有十几个淹没的城市，有几百万移民。到了《二十四城记》，真的有国营工厂拆掉了，又真的有商业楼盘盖起来。多年以后再往回看，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建立起一种虚构和现实的关系。”
因为失去对题材的信任，贾樟柯有过终止拍摄的经历。2000年前后，他写了反映工人生活的剧本《工厂的大门》，写的时候非常激动；写完后反省，觉得里面少了些东西，工人群体有更多的内容，他没把握住，没能力写出来，进而对自己的剧本产生了怀疑。最终，贾樟柯把钱退还给投资人。经过几年的酝酿后，他终于在420工厂里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电影要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
谈及观众群体，贾樟柯认为，拍电影不是直接拍给谁，它最后形成的是公共资源，在公共平台里形成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我拍电影没有想象中的既定的观众群，因为很难知道你的电影观众在哪儿。”省会城市之外很多城市没有影院，他老家汾阳原先的三家影院都转行了，但这不代表他们不看电影，山西的村子里都有网吧。贾樟柯说，《三峡好人》有所谓的高端人群在看，厨师、服务员也看。电影要坚持独立性，向社会提供建设性的独立的观点，如果拍电影的时候想象观众是谁，观众在哪儿，那就是服务业了。他认为，“电影是一种情怀，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关心同样的问题，有了同样感情的归属。这种归属感形成了电影的观众群。”
贾樟柯同时指出，独立性绝不意味着排斥体制、排斥商业，“电影要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当初贾樟柯宣布要拍《二十四城记》，很多人写文章质疑，那是不是在给房地产公司拍广告。贾樟柯对此觉得很过瘾：“商业气氛、商业生活、经济生活弥漫在社会上，当我们用电影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应该勇敢去面对我们逃避不过去的经济生活。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时代的商业气氛、消费气氛作为时代的特点放在电影里面。”
《三峡好人》发行时受到挤压，贾樟柯从中看到了权力与商业相结合的问题，貌似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权力在运作；《二十四城记》有了相对合理的时空。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争取绝不放弃国内市场，因为我有一个信仰：不怕你做得失败，就怕你不做。国内最重要的渠道是商业的渠道，我一直在努力，让我的电影在商业渠道发行。”贾樟柯认为，拍完之后开开影展、拿拿奖都是有局限的，电影要的不是独立的姿态，而是要提供更多的话语和观点，服务于社会；拍完电影在图书馆、博物馆放，那是很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