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宇教授做客复旦大学EMBA名师讲堂

    2014年10月19日，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市合作交流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复旦EMBA名师讲堂在复旦逸夫科技楼举行。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王安宇教授。王教授分别从当前宏观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控政策特点及走向以及企业应对等三个方面，与在沪的全国青年企业家们分享了其观点。

    新常态：8%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或将过去
    2014年10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民币汇率，2014年中国大陆GDP将达17.632万亿美元，而美国GDP将是17.416万亿美元。尽管人们对这种计算方法意见不一，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大陆GDP的全球占比会不断上升，终将成为经济总量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该消息并未引起太多的欢呼。即使现在中国大陆GDP位列世界第一，也应该看到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排名尚在第81位，与秘鲁、马尔代夫、南非、伊拉克等国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8日公布）。同时，更应该清醒认识到的是，庞大的经济总量和卓越的经济发展质量并不必然相伴而生。经济总量排名前移并不能长期掩盖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特征非常突出，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加剧、负债率攀升、结构失调等威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会不断降低。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增长率的变化也呈现出此规律。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或将过去。从深层次看，支撑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国际化红利、政策红利、土地要素红利等效应逐渐降低。同时，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8月份宏观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首次降到7%以下，创68个月以来的新低；M2增长率首次降到13%以下；其他诸多指标也散发着阵阵寒意。9月份的部分数据虽然有改善，但是远未到可以乐观的程度。不过，在经济增长率指标下滑的同时，据媒体报道，中国经济结构指标和就业指标等反映增长质量的指标出现了亮点。这就是所谓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增长质量改善。

    这种新常态能否维持住？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指标是否会不断下滑，甚至陷入深度经济危机？只要社会保持稳定，出现此状况的概率不大。与以往相比，宏观调控当局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也在不断丰富过程中。再者，中国尚处在发展中阶段，国内诸多行业需求远未深度开发，只要社会保持稳定，财富创造过程就不会中断。同时，中国还不是完全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还较深，比如资本项目是受严格管制的，各类资本市场也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外部冲击能起到的作用较小。最后，中国政府掌握着宏观调控所需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些可能是双刃剑。
 

    新调控：定向、微调和预期管理等日益成为新常态下的调控风格
    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中央提出：第一，不强刺激，过去“4万亿”的刺激不会轻有；第二，去杠杆，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第三，调结构，更强调结构优化。这些基调到现在一直被坚持着。这将有助于重塑调控当局的可信性形象，从而为未来的预期管理打下良好基础。

    当然，如果接下来的几个月经济指标明显恶化的话，调结构和提升质量的步伐就会慢下来，保增长或者稳增长的诸多措施就会陆续出台或加码。但是，定向、微调、预期管理等日益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显著特征。大水漫灌、大幅度刺激的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不能承受的。

    今年4月，央行给国开行提供3年期1万亿人民币补充抵押贷款（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以支持城市棚户区改造。这是显著有别于再贷款的货币宽松政策。再贷款是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补充抵押贷款有助于央行摆脱商业银行再贷款的信用风险问题。9月份央行又对五大行提供总规模5000亿元常设借贷便利（SLF，Standing LandingFacility），每家银行为1000亿元，期限3个月。这些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和补充，将进一步增强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体现了央行在新形势下货币政策风格的变化。

    除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换风格，政府还应有效推进各项经济改革措施。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每次改革都会带来潜在增长能力的显著提升。在上次改革红利即将耗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亟需新的改革。改革就是要调整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度是决定劳动、资本和技术等三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供给质量和结合效率的重要因素。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放松管制、引进竞争，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方面。尤其是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鼓励设立民营银行、促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等都应是其中的重要努力方向。

    自贸区的设立也是着眼于探索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管理新模式和新框架。也就是说，自贸区不同于以往设立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保税区等经济组织形式，它不是通过争取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而是为了探索适应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新管理体制，比如负面清单管理等。如果这些改革事项顺利推进，那么将有助于公众对中国未来发展形成良好预期。这是推动中国未来若干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探索：商业模式升级成为一些企业在新常态、新调控下的必然选择
    宏观经济处于下行通道，使得许多处在亲周期产业的企业正面临阵痛；宏观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低速增长，使得一些企业以往行之有效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央行日益实施定向、微调的货币谨慎宽松政策，使得部分企业的融资面临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探索经济管理新体制，日益放松某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并且力推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一些企业势必需要适应新的经营形势。企业如何应对？创新应是不二法宝。说起创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企业应该如何从技术创新中获利？回答该问题，需要另一形态的创新来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涉及到商业模式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逻辑，商业模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早已有之。只不过，在过去，这个逻辑通常比较简单，比如进货、卖货，赚取差价。现在，企业的赚钱逻辑复杂多了，企业必须处理商业模式九个要素所涉及到的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其惊人的表现，足以使传统模式相形见绌，从而唤起了人们对商业模式的重视。新涌现的一些企业以其全新的商业模式,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取得巨大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对许多传统企业产成了极大的冲击与震撼，从而激励着企业家与创业者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企业赚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