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EMBA—CMRC”22次报告会

“北大国际EMBA—CMRC中国经济观察”22次报告会召开

　　“北大国际EMBA--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2次报告会于2010年7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宏观经济形势等热点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卢锋教授和徐建国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2010年4月决定组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hina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CMRC），卢锋教授首先介绍有关情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成长面临大量新现象和新问题，需要学术界围绕现实深入研究。NSD/ CCER有一支长期关注和重视宏观经济研究的教授团队，宏观经济学教学科研是传统优势领域之一。建立CMRC有助于更好发挥潜力，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北大同学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多更好服务。CMRC将继续举办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并开展其它有关开放宏观经济的研究工作。
　　然后卢锋教授根据第21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0多家特约宏观预测机构对2010年第3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经济增速走低，物价涨势见顶，贸易顺差回升，‘两率’波澜不惊”。
　　曾湘泉：对当前就业形势几点认识和思考
　　曾湘泉教授回顾了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几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缺工现象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工资强度大和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二是富士康跳楼事件。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共发生15起跳楼事件，尤其在5月份呈现爆发式增长，月内发生9起。富士康于6月2日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基本薪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又于6月7日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薪资将上调至2000元，上调幅度超过了66%。
　　三是本田罢工事件。今年5月27日，本田公司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零部件工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零部件供应的中断，致使4家在华整车工厂也被迫停产。6月4日，劳资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每位工人月工资增加500元，平均月薪增加至2044元。这一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企业忽视劳动者权益、非法用工、工人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提高，以及缺乏问题解决的正规渠道等。
　　四是涨薪潮。前面三起事件归根结底均与工人工资低有关。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宣布自7月开始，深圳市关内外最低工资标准统一提高至1100元/月，关内外涨幅分别达11%和22%，创下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最高幅度。从7月1日开始，北京等10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用工荒、政府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推动、通胀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等都构成了本次涨薪潮的原因。
　　基于以上事件，曾教授引出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曾教授也给出自己对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视。基于他以前的一项研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2006-2020年间15-24岁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至2020年仅有约目前一般的劳动力；而55-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一直在增加。总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巨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目前的供求矛盾。根据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季度报告，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得到舒缓，09年1季度就业压力处于顶峰，现在已处于低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很低，但自然失业率非常高，一是由于摩擦性失业，目前中介还不发达，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二是因为结构性失业，尽管劳动力市场有空缺，但求职者没有掌握所需的技能，结果继续失业。
　　其次，就业质量成为新关注点，就业不充分、不稳定成为突出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季节性就业更加突出；外出打工者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且权益得不到保障；许多就业者的劳动关系不稳定，如派遣员工。举几个例子。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调查显示，2009年当地外出打工者中约有14.2%并无固定工作或者从事废旧物品收购等自营职业。2009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显示，有接收单位但尚未签约者占毕业生总数的24.3%，除了用人单位还在走程序的原因，其他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为临时性工作以及对工作不满意而暂时未与用人单位签约。
　　再次，就业能力是制约转型的最大障碍。据麦肯锡调查，中国每年新培养出约1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2009年对中关村地区的调查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首要长期原因。
　　第四，劳资关系受全球经济影响呈现复杂化特征，理论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强化。虽然人才竞争促使高端的人才市场价格上升，但低端的劳工市场难以全球化，工资呈向下竞争态势。同时全球劳资关系复杂化，如国家间出现岗位竞争，劳资冲突由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事件等。
　　最后曾教授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加大中介服务建设，减少摩擦性失业；工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从构建中国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思考就业战略；重视劳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周天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
　　周天勇教授讨论了当前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刘易斯拐点的两大争论。一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如此严峻，劳动力供需市场就会平衡。二是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按照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在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会上涨，如果涨工资将使中国失去竞争优势。但事实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
　　解决争论需要考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劳动力退出存在障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都较为自由，但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难度也在增加；工会基本不发挥作用等。而刘易斯拐点暗含的假设是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能自动合理地分配到各个产业，这与中国的现实并不吻合。
　　关于第二条争论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周教授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农村收入不断增加，若要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需要给予更高的工资。二是随着物价上升和社会保险金缴费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因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并会一直延续下去。
　　工资上涨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会使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会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尽快调整与升级。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首先要改变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服务业就业比例过低的局面，积极促进服务业发展，以吸收制造业因资本密集度增加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其次，由于工资上涨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政府应考虑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避免其破产而使失业率上升。中国的名义税率仅次于法国，如果算入征收的费，可能已经超过法国。对企业而言，应加快技术进步、扩大品牌优势、提高竞争力，同时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关于第一条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周教授持否定的态度。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首先，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第11位。但如果分区域看，在腾冲至黑河一线以西，64%的国土面积上仅有5%的人口，而在该线以东，36%的国土面积上承载了95%的人口，这一区域的人口密度则位居全世界第3，仅次于孟加拉国和印度。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第三，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业向城市流动。第四，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仍然巨大。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首先分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高峰时期曾雇佣1亿3千多万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千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百万，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其次分产业结构看，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第三产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可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和第三产业相差有多大，而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之一是农村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再次从企业规模结构看，地方许多企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很少。因此，将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合起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不能成立。
　　卢锋：希腊债务危机观察
　　2009年10月21日希腊政府上调赤字率，导致希腊债券评级下调，希腊危机逐步浮出水面。经过旷日持久讨论，欧盟和IMF在2010年5月上旬危机急剧恶化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一致意见，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此后希腊危机步入调整阶段。
　　救援计划使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然而化解和根治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演变面临三种前景。一是逐步化解的合意前景，即希腊以及欧元区债务严重国家推进结构调整并以放慢增长为代价走出危机，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可能性较大。二是如果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银行流动性困难转变为银行危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三是希腊或若干国家退出欧元区，可能出现欧元动摇甚至更糟糕形势，发生这类情况概率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五方面因素影响危机演变前景。一是希腊能否协调国内矛盾实施调整？梳理媒体报道，危机以来至少已发生14起罢工抗议事件，调节社会压力构成重大考验。二是德国等需要在财务上施以援手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利益矛盾和政治压力，维持和巩固欧元区国家之间合作意愿。银行流动性困难及其演变为银行危机的潜在风险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欧元区国家之间传染效应能否得到控制。最后是欧元区政治家和公众能否力在建立财政约束和有序退出机制方面取得突破，解决避免未来危机的深层根源。
　　希腊危机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从开放宏观分析视角看，持续“双赤字”以及缺失货币调节手段具有关键影响。希腊增长方式失衡伴随过度赤字和债务。从总需求分解角度看，1990-200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对消费依赖程度高达89%。高赤字是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关键支持条件。1990-2009年年均赤字率高达7%以上，只有一年达到3%标准。债务率一直接近100%，2009年高达110%。
　　希腊服务贸易一直有盈余，但是货物贸易赤字率20多年一直在两位数高位，贸易赤字率从1990年8.7%加剧到2002年14.4%，金融危机前几年在11%-12%高位波动。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匹配成双赤字。
　　双赤字导致希腊政府负债结构高外债特征。外债从2004年1220亿欧元持续飙升到2009年2240亿欧元，外债占GDP比率从2004年66%增长到2009年90%。历史经验表明，外债比率过高更容易发生违约等债务危机。背负“双赤字”重压的希腊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处于极为脆弱地位。
　　加入欧元区丧失货币调节手段。上世纪70-80年代希腊也经历宏观严重失衡，1973-1993年一直面临二位数通胀率。这一时期希腊“德拉克马（Drachm）”贬值7倍多控制外部赤字失控性扩大，利率从5%提升到18%调节内部失衡。宏观管理失序拖累当时增长，但是困难局限在国内，也没有目前这样紧急深重危机。新世纪欧元时代希腊外部严重失衡加剧，然而希腊实际汇率反而升值20%。在一定时期可以依赖“借来的信用”低成本外部融资背景下，希腊政府缺乏足够压力调节过度债务。最终酿成严重危机恶果。
　　依据国际机构最近预测，如希腊危机就此逐步化解，对全球经济影响比较有限，欧元区、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2010-2014年年均GDP缺口扩大0.4%到0.16%。如危机恶化，则有严重影响：上述经济体年均GDP缺口扩大0.83%到2.15%。全球经济直到2014年底仍处于GDP正缺口的不景气状态。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影响可以从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等不同方面观察。从贸易角度看，对欧洲主要高负债国家（GIIPS）出口在2009年占我国出口3.5%，对希腊出口仅占0.25%。只要危机不扩散至整个更多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应相当有限。
　　从投资角度看，根据COFER数据，近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有约30%投资于欧元资产。如果中国储备投资结构与此类似，持有欧元资产规模可能高达7000亿美元之数。欧元贬值对我国储备投资收益影响显著，万一出现欧元动摇最坏局面，我国将面临重大利益损失。考虑我国储备投资比较重视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此前直接投资希腊等国债券规模或许较小。
　　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欧债危机一度使人民币汇率政策更为谨慎。不过长期来看，欧债危机表明巨额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具有内生性风险，因此可能有助于我国重新审视当代全球化环境，选择更为灵活人民币汇率体制，避免大国追赶阶段积累过多外汇储备导致内生性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会使中国对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更为审慎。
　　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与欧债危机具有双向影响性质。中国经济增长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希腊和欧洲应对危机。由于欧元走弱等方面因素作用，今年3-4月我国从希腊进口同比增长40%，从欧盟进口同比增长30%。我国企业参与投资有助于希腊等国实施经济调整和应对危机。
　　希腊危机对“重温常识”具有多方面启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作用相互交织结果，欧债危机说明认为只有市场失败才会导致危机看法并不准确。危机强调财政纪律重要性：“3%和60%”标准说明欧盟深知财政纪律重要，然而未能真正付诸实践，结果受到惩罚。危机提示宏观失衡危害。经济增长近九成靠消费推动，贸易赤字比率十多年持续超过10%，宏观增长方式失衡促成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危机警示需要重估放弃主权货币工具的代价。单一货币带来明显利益，如节省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借来”信誉降低融资成本等。然而放弃汇率和货币调节的真实代价，则要通过重大危机才能被具体认知。在财政有效约束/财政一体化前提条件不能满足时，放弃国别汇率和货币政策调节机制难以持续并蕴含重大风险。这对我国如何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选择人民币汇率体制具有重要认识借鉴意义。
　　陈兴动：欧洲大紧缩与中国结构性紧缩
　　陈兴动先生阐述了欧洲实施大紧缩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对中国当前结构性紧缩政策进行评价分析及调整建议。
　　欧洲采取减赤的紧缩政策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2008年以美国为主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2009年全球政治领袖基本达成共识，要团结一致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箫条。然而，欧洲发现其刺激政策对欧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小，由于欧洲的消费占GDP比重相当高，刺激政策相当于政府采取借债的办法支持老百姓消费，这些消费创造的需求却流向了非欧盟成员国，因而2009年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改变。
　　第二，希腊债务危机给欧洲带来巨大风险。希腊的问题在于它的经济已经没有太多增长空间，经济增长靠借债消费支撑，其他猪群集团（pigs）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美国金融危机证明了这种依赖“金融鸦片”的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防范债务危机的扩散，欧洲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化解债务风险，重塑财经纪律。这有四种办法，一是发展经济，可以征收更多的税，但当前经济尚处于恢复之中，这种方法难以实现。二是采取高通胀的办法，但这种办法现在难以推行。三采取债务重组，出售国有资产，但是这样能筹集到的资金非常有限。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减赤。
　　欧洲通过降低财政赤字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大量的罢工抗议，未来紧缩性政策将被迫调整，因而，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但问题并非无解，关键需要法德两国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德国人能不能拿出钱来。尽管欧洲人做事情比较慢，但他们想做的事情却大多实现了。比如1999年1月1日欧元推出，2001年欧元成了欧元区内部唯一货币；欧元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当时整个世界认为欧元必定走向崩溃，但欧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2009年最高潮的时候跟美元兑换比例达到1：1.57。这些事实都提升了外界对欧洲实现紧缩政策既定目标的信心。当然，欧洲紧缩政策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一是贸易冲突加剧影响中国出口。二是对中国FDI和资本账户开放产生影响。三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影响。
　　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结构性紧缩政策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政策出台太过集中，所有政策交织在一起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下行压力。一方面，虽然货币政策收紧方向是对的，但是货币增速下降太快，新增信贷在今年6月份同比下降60.6%。另一方面，2009年刺激政策推出的大量投资项目还处于在建状态，目前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处理，导致这些在建项目后续融资成为巨大问题。
　　总体来看，目前的增长势头已经出现弱化的现象，PMI指数从2009年12月的56.6%下降到今年6月份的52.1%。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10年2季度GDP增长率低于市场预期。如果当前的紧缩性政策没有调整，那么不排除未来经济出现较大下滑的可能性。预计后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下降到9.5%及8.7%，增长预期最低出现在明年一二季度。
　　政策调整方面，中国应着力向保增长倾斜，政策调整不是改变政策方向，而是调整政策执行力度，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趋势不可避免，现在要防止的是经济增长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滑。
　　高善文: 转型之痒
　　高善文博士通过梳理历史数据，总结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波动情况，得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高博士首先列举和讨论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实际增速”和能够反映在经济强劲增长时一些关键部门承受压力情况的“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两个数据。从第一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过去20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有两个高点，分别是1992-94年和2002-04年，这两个高点距离整整十年，并且关键原因都是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强硬增长。从第二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1993-94年以及03-04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数据上看93年压力似乎没有那么紧张，但是93年存在非常广泛的拉闸限电现象，2003年上海外滩夜间景观照明都很难保证，所以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已经逼近极限，说明当时基础设施支持经济增长能力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高博士回顾了针对这些数据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指出相隔十年的两轮调控都看到贸易盈余周期性收缩，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清除产能过剩，同时保增长的压力是政府经济政策调控的重点。1993年后，中央严厉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2003年后，中央再次加强对信用的控制，整顿土地市场制度，清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两轮调控也是相距十年的时间。在1995-97年宏观调控自生周期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经历了趋势性的大幅度上升，尽管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外需非常差，但1998年我国贸易规模绝对量却创了新高。十年后，2005-07年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再次连续几年经历了非常急速的上升。两轮实践，宏观经济政策都显得志得意满。1998-2002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转向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同时结构政策试图清除产能过剩问题。1998-99年，政府对纺织行业的产能过剩进行物理性清除，如今，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另外，从对外盈余来看，尽管200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恢复得非常强劲，但99-2001年中国对外盈余趋势上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同样的，在今年一季度出口大量反弹的情况下，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盈余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可见，出口的波动对对外盈余的解释从来就不够强。
　　接着，高博士总结了结构政策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末端，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数量巨大，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有20%-40%。另外，A股市场经历了显著的泡沫化，2001年上半年静态市盈率上升接近70倍的水平，随后经历了五年时间清除泡沫。2010年回看这轮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除了产能过剩之外，从银行体系压力来讲，目前最重要是银行体系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压力。今年年初的数据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银行贷款余额20%左右，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都是“空手套白狼”，如果银行不能对这些贷款进行不断展期，这些地方现金流方面很快就会爆发出来压力，不过短期内这个问题还不会暴露。第二个与之联系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严重的泡沫，中国一线城市今年一季度租金回报率在2%—2.5%附近，如果房地产市场泡沫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大范围下跌，地方土地很难卖出去或者很难卖到很好的价钱，这样银行资产质量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股票市场结构分化达到惊人程度，尽管主板市场估值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估值水平之高令人震惊。为什么1996年、2006年市场疯狂追逐蓝筹股，2000年、2010年市场抛弃蓝筹股追逐创业板股票?背后一个深刻原因在于市场认为我们处在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不管新一轮经济周期何时开始，它同上一轮经济周期蓝筹股、支柱行业都没有太大关系。
　　另外，高博士认为尽管资本总量在积累，但是在一轮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积累方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变化本身就体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体现了制造业复杂程度和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一个角度是观察一个国家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制造业复杂程度的上升总是表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越来越多的出口复杂制成品和资本设备，而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都是这样的。96年纺织、服装有非常大的净出口，06年钢铁、相对复杂制成品有非常大的净出口。同时，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沿着一个线性的均匀速度前进，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周期性，这个周期性在经济政策对外盈余、资本市场很多层面都能体现出来。因此，从2009年开始，包括今明两年中国处在新一轮大周期开始的位置，不可能由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引领，新一轮周期由哪些行业引领，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高博士认为下半年要着重看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维持在非常低的平台应该是大的趋势，受这样的影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开发投资在今年下半年也将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样的下降也将对经济增长构成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无论对改变经济整个调整格局还是对改变经济增长率的基本态势，都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经济最终调整会向新一轮经济周期过渡，这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仍然需要在体制层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需要进一步的积累。
　　宋国青：短期需求疲软
　　宋国青教授讨论了上半年经济波动中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工资利润的相关情况。讨论所针对的问题是，这些现象是否隐含了影响潜在生产能力和工资份额长期变化的因素。结论是，上半年经济增速下降不是由长期趋势明显变化所引起，而由总需求疲软所导致。
　　目前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速下降可能由两方面因素所致。一种可能是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另一种可能是总需求方面的因素。若是总供给方面的因素，经济增速下降时通胀率并不一定下降反而有可能上升。若是总需求疲软，那么在经济增速下滑后或者几乎是同时，通胀就开始减弱。这中间可能略微存在一些时差。
　　从长期看，应该说两方面因素都在作用。最近讨论较多的一种意见是，目前工资上升反映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工资相对份额上升会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对总供给在长期将发生的这类变化，宋教授认为并不存在太多疑问。二三十年后中国老龄化显著来临时，经济增长会受很大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一段时间负增长。但就短期而言，当前经济是否在逐渐发生或者经历一个明显拐点？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虑。除从长期视角开展研究外，宋教授集中从短期波动角度来看是否观测到这样的变化。
　　第二季度经济下滑可由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的急剧下滑观察到。虽然粗算的二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8%左右，不算太差，但如果由二季度内各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推算GDP的月环比增速，六月份很可能只有5%到6%之间。从发电量、钢材产量等指标看，发电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六月份钢材产量也是负增长。
　　从通货膨胀的情况看，今年4到5月季调后CPI的上升和6月份的下跌主要是由鲜菜价格波动引起。如果剔除受天气变化及其他异常因素影响较大的鲜菜价格，CPI指标会平滑很多。剔除鲜菜价格和季调后CPI月环比增长率的局部高点出现在去年10月，今年4月到达1.2%的低水平，5月份回升一些，但目前看并没有强大的基本面因素支持这一回升。如果把6月份的异常情况去掉再按年率算，6月的非蔬菜通胀大概是2%左右，并不存在高通胀。
　　从目前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工资份额尚未上升。比较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和CPI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可以发现工资涨幅和CPI增长之间存在很高的同期相关性。一、二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同比增长为9.7%，加上人口增长并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工资总收入增长以较大幅度低于二产和三产的GDP实际增长率。另外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来看，3到5月利润的环比或是同比增长率都远高于名义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这说明从短期数据看，没有迹象显示初次分配中的工资份额上升。由于工资变化滞后，如果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将出现利润增长率低于名义增加值增长率的情况。但这是短期波动中的现象，并不代表长期趋势。
　　从货币和贷款增长情况看，现在一些意见的主要着眼点是，去年上半年货币供应激增，到现在为止通胀率应该有所反映。在过去宏观调控到类似的状况时，这种看法基本上都会出现，尤其在去年贷款超高增长的背景下。不过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点点轻度的通胀，并无大碍。该现象的形成逻辑在宋教授以前的演讲中已详加论述，因此在本次演讲中并没有展开。简单概括其中观点，最重要一条是货币管内需的假说。当内外需发生不同方向变化时，用货币预测总需求有必要加入预测外需的相对独立指标。
　　目前，M3环比增长率已跌至警戒水平。用M2指标看不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股市不景气使得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在09下半年以来没有增长，存款性公司债券发行也显著减缓。
　　因此，从短期波动看，现在各方面情况和过去各次宏观调控使得总需求疲软的状况基本一样。经济的总供给面尚未在短期显现较大变化。

发布者：c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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